文章来源: Nature自然科研(ID:Nature-Research),原文作者:Jack Leeming,封面来自东方IC


收集数据、创建模型或许使人疲累,但有机会改变世界。


尽管大多数科学家在工作生活中都面临紧张和压力,但那些在局势不定的人道主义危机下工作的人必须应对更重的责任和压力。


《自然》和三位研究人员进行了对话,讨论他们的工作如何直接影响人们的生命,以及如何在危机中开展科学研究。他们的经历和研究范围各不相同,但都拥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利用科学对世界产生影响并最终拯救生命。


大量南苏丹难民逃亡到埃塞俄比亚甘贝拉的难民营寻求庇护。来源:MSF


Annick Lenglet:难民危机追踪者

阿姆斯特丹无国界医生组织的流行病学顾问


经过50多年的动乱和内战,南苏丹于2011年脱离苏丹。到2013年,这个新成立的国家内部冲突不断升级。南苏丹难民穿过巴罗河和阿科博河,到达邻国埃塞俄比亚的甘贝拉地区,住进匆忙建造起来的混乱的营地,那里粮食供应不足,清洁卫生条件很差。


正是在这一年,无国界医生组织(MSF)的流行病学家Annick Lenglet开始在难民营工作。她刚到的时候,难民营没有管理者,没有医疗健康保障或行政组织。难民们长途跋涉而来,筋疲力尽。


Lenglet和其他急救员规划了一个健康保障计划。“我是MSF第一批部署的人之一,到的时候那儿什么都没有。”她说。Lenglet不得不和其他10名无国界医生组织的成员一起,挤在一辆卡车后面,从甘贝拉镇前往难民营,路上要花费1个小时。“那里毫无秩序。每天你都要去难民营,试图和人交谈,想办法怎么帮忙。”


Lenglet的工作不是帮助专业医疗人员,而是收集难民数据,以便同事能更好地应对危机。公共卫生专家都知道,当弱势群体长途跋涉——食物紧缺、人数庞大,要忍受白天的炎热和夜晚的寒冷时,疾病也就随之而来。


Lenglet试图厘清影响难民的因素。“作为流行病学家,我试图搞清这几个问题。那里有多少人?多少人濒临死亡?那是显示他们的糟糕状况的第一个指标。之后你要观察营养不良的现象:食物足够吗?儿童是否严重营养不良?”Lenglet说。


在这种情况下,无国界医生组织会考虑各种不同的设施。如果儿童太虚弱以致无法进食,他们可能会建造一个住院中心,配备胃管和高热量牛奶。在大多数情况下,无国界医生等慈善组织会向门诊病人提供高热量饼干等食物。


总部位于亚的斯亚贝巴的难民和归侨事务管理局(Administration for Refugees and Returnees Affairs)使用了Lenglet收集的数据,来为在难民营生活的人提供人道主义帮助,包括水和防御甘贝拉恶劣气候的必需品,那里的气温通常会在30度以上。


Lenglet表示,为了确保无国界医生及其合作的组织能够快速做出响应,科学稳健性在收集信息方面居于第二位。因为数据收集是在混乱的难民营中进行的,研究相比标准的流行病学工作更加定性和零碎,而且它基于访谈和直觉,而不是硬数字数据。此外,任何现有数据往往都是不完整的。


 “任何接受过科学训练的人,都会因此而感到压力。”她说,“在前两周的时间里,你要获取大量此类信息,以便判断是要建立医疗中心,还是移动诊所,还是开展疫苗接种活动。”


这项工作可能令人筋疲力尽。“面对真正很可怕的疾病和死亡时,人们会更加脆弱,因为他们没有治疗的途径。”Lenglet说,“你每天早上5点半起床,晚上五六点天黑的时候回去,还要花3个小时进行数据录入或计算,这样一天才能有数据产出。”


 “你会感觉很累,很热,一天之内经历了从深度沮丧到兴奋的一切。事情的先后紧急变得清晰,你的同理心开始起作用。因为在你和人们交谈后,你就成了正在发生的事情的一部分。”


Lenglet的工作让她近距离地了解了其他人的经历。“你面对着病人及其家庭真的很糟糕、很痛苦的故事。你目睹了人类可以对彼此做出多么可怕的事情。”她说,“很艰难,那种感受永远不会离开你。”


她的经历留下了持久的印记。“我永远无法完全感受一些人在难民营所经历的痛苦、恐惧和折磨。”她说。


Lenglet建议在危机环境中工作的科学家遇到压力大的工作时,偶尔退一步,不管是在办公室还是现场,无论这样做有多困难。“我对我指导的现场流行病学家说,每周至少休息一天,不做任何和工作有关的事情。”她说,“即便你脑子里想的不是工作,你也需要时间来恢复。”


一个很基础的建议是:睡饱觉。“我知道我越疲惫,压力就越大。”她说。时间可以帮上忙。她说“花5分钟,做点别的事情”很重要。


甘贝拉的难民营还在。2018年8月,那里的南苏丹人已经增加到40万以上——几乎与当地的埃塞俄比亚人口相当。Lenglet之后回到了阿姆斯特丹,继续担任无国界医生组织的流行病专家。


Lenglet表示,总的来说,虽然这份工作压力大,但值得。她的工作可以帮助改善对一群极度脆弱的人的关照,这让她感到非常满足。“虽然我不是在直接拯救一个人的生命,但我很荣幸能参与到这件事里。”


医疗人员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诊所内工作。来源:John Wessels/AFP/Getty


Sebastian Funk:埃博拉预言家

伦敦卫生及热带医学学院的统计建模师


在2014-2016年西非的埃博拉疫情期间,Sebastian Funk帮助开发了一个在线数据工具,帮助在西非分发稀缺的医疗资源。


由于跨境人口流动相对自由,人们对当地政府公共卫生服务不信任,以及疾病在城市化和人口密集地区流行,埃博拉在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肆虐,死亡率高达70%。2016年,世界卫生组织报告称,疫情期间这三个国家埃博拉的死亡病例达到11310例。


Funk和他在伦敦卫生及热带医学学院传染病数学模型中心(CMMID)的同事利用埃博拉诊断和感染率数据,建立了疫情进展预测系统。他们根据西非公共卫生工作者和现有疾病模型的信息进行预测,并将预测结果公开发表在网上,每周更新。


公共卫生规划者负责管理人员、食品、水和医院病床流动,他们利用这些在线数据来帮助决定往何处引导资源,在治疗病患的同时防止疫情进一步扩散。Funk说:“这就是决策和分配床位等资源的问题。”比方说,如果团队预测埃博拉有可能扩散到新的省份,那么无国界医生或世界卫生组织可能会选择向该地派遣医生,运输病床和医疗用品。


Funk和同事在2014年12月上线了网站,并更新到2015年10月。网站上线前几周的每个周四,Funk和团队会发邮件,向当地人道主义组织的决策者报告预测结果,包括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救助儿童会和盖茨基金会。


这项工作并不容易。科学家们每周都要根据更新后的数学模型——更符合观察到的疫情爆发情况,产出结果。“我的一些同事住在了实验室,因为方便过夜和第二天一早继续工作。”Funk说。


研究人员为实时预测病毒传播所做的工作通常没有资助,而且必须在周末或晚上空闲时候完成,另外他们身上还有受资助的学术任务要完成。但Funk说:“做这些实际、有用的工作,我们收获了道德上的回报。”


Funk说,那些学术上的压力,例如申请经费和产出论文,在他经历的公共卫生问题压力面前,常常不值一提。不管怎样,他都很高兴能参与其中。


“一方面,压力迫使我们要在短时间内完成工作,”他说,“但我们之所以参与这些工作,是因为我们想做些好事,想做些拯救生命的事情。”


Funk和CMMID团队曾使用类似的方法与无国界医生合作,对2017年孟加拉国罗兴亚难民爆发的白喉疫情做了模拟。这支团队还在参与对抗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第九次埃博拉疫情爆发。一些研究人员在该国进行数据分析工作,另一些人负责为第二种埃博拉疫苗的推出做模拟。


自从Funk参与抵抗西非埃博拉疫情以来,伦敦生物医学慈善机构Wellcome向其提供了160万英镑(200万美元)的资助,以支持他在疾病实时预测方面的工作。这笔资助于去年9月开始,将于2023年结束。


中国台湾,孩子们戴上口罩防止SARS传播。来源:Chien-Chi Chang/Magnum


David Wang:SARS专家

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病理学家


“我当时在DNA病毒微阵列芯片领域已经研究2年半左右了。”David Wang介绍说,那是一种用于识别病毒类型的芯片。“它是一个研究课题——我们认为它在各种环境中都很有用。你无法决定工作中间出现病毒爆发,对吧?”


Wang所指的病毒爆发是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又称为SARS。SARS是一种神秘疾病,2003年席卷东亚地区,包括中国大陆、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越南,最终在全球导致774人死亡,许多人住院。


2002年11月,SARS首次在中国南方出现,随后蔓延至中国大部分地区,并通过香港国际机场的人流传播到到加拿大、西班牙和俄罗斯。


SARS可通过空气中的飞沫传播,症状与流感相似——通常一开始是发高烧。如果不及时治疗,人的身体会对肺部损伤产生反应,引发肺炎。由于呼吸系统疾病可能有很多原因,因此SARS成了世界卫生组织的难题。比如在一个国际机场中心,你没有办法判断咳嗽是会传播普通感冒还是某种神秘的致命疾病。


Wang当时是一名博士生,刚刚和他的PI——现任职于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Joseph DeRisi发表了一种新型DNA微阵列的细节。这种微阵列可以识别一系列病毒,因此能从潜在病毒家族中挑出SARS病毒,这是其他阵列做不到的。“人们开始说,‘如果能在你的阵列上运行样本是不是挺棒的。’”他说。最后,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给Wang和DeRisi送来了SARS的遗传样本。


样本在2003年3月下旬的一个星期六早晨抵达DeRisi的实验室。到星期天下午7点,Wang和DeRisi鉴定出SARS为冠状病毒。这一发现使得世界卫生组织能够分辨一个人是感染了SARS还是其他呼吸系统疾病,从而及时进行隔离。而正是隔离,最终阻止了SARS向全世界蔓延。


Wang回忆道,“一想到自己所做的工作能在短期内改变世界,我们就超级兴奋。”


他补充说,“我们做的是基础科学研究。我们的想法是,5年,10年,20年后,当人们研发疫苗和药物时,可以用上它。”


“能做一件短期内造成如此影响的事情,这种机会非常难得。”今天,人们认为对SARS的响应是有史以来最有效的全球疾病响应之一。Wang建议处于相似情况下的科学家试着放松,避免过度思考规则或分析。“我已经做了无数次这样的实验,”他说,“我还要再做一遍。”


Wang在微阵列领域的职业生涯还在继续。如今,他在华盛顿大学运行一个实验室。在他的职业生涯中,时间点都踩对了。“我们非常高兴能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他说,“我们使用的工具也正准备迎接它的高光时刻。”


原文以Lessons learnt from doing research amid a humanitarian crisis为标题,发表在2019年6月26日的职业专栏上ⓝNature|doi:10.1038/d41586-019-019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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